吕正惠 | 一生心系祖国的叶荣钟

编者按

叶荣钟夫妇

保马今日推送吕正惠老师的《一生心系祖国的叶荣钟》。叶荣钟先生(1900年—1978年) 是同时经历日据时代和国民党戒严时代的台湾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目睹台湾近代以来几度浮沉的历史变迁，笔耕不辍的他为后来者理解当代台湾社会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吕正惠老师从叶荣钟先生的旧体诗分析入手，发现其潜藏在吟咏风物之下对祖国和时局深深的忧虑和关切，继而发现叶荣钟先生渴慕祖国统一的民族情怀。由于在日本人欺压下所培养起来的强烈民族意识，叶荣钟先生能够在国民党政权和祖国意识之间做出明确的区隔，从其晚年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对国家富强和社会公正有着认可与向往。叶荣钟先生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台湾先贤，至始至终对海峡两岸光明的未来怀着热忱的赤心，而怎样将美好的图景落到实处，是我辈人面对自己当下的时代应该肩负的责任。

本文为吕正惠老师为《叶荣钟选集：文学卷》（人间出版社，2015年11月初版）所作的序言，原题为《历尽沧桑一文人》；后收录于吕正惠老师所著《写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标题为《一生心系祖国的叶荣钟》。感谢吕正惠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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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心系祖国的叶荣钟 

文 | 吕正惠

一

叶荣钟生于一九○○年，其时日本据台已有五年；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他四十五岁，一九七八年去世，七十八岁。前半生生活在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后半生生活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下的台湾，可说是生不逢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像这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人数可谓众多，但叶荣钟却有极其独特之处。他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汉文教育，也从未去过中国大陆，台湾光复前没有机会学习中国普通话，但他却能够写出非常流畅而有味道的中国白话文，在整个日据时代，在同样的条件下，应该只有他一个人做得到。另外还有两位出生于一九○○年的台湾文人，其中他的好朋友洪炎秋白话文也写得很好，但洪炎秋在北京大学读书，长期居住在北平，他能写出这样的白话文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另外一位，吴浊流，就只能用汉文写旧诗，一般的文章和小说只能用日文写。叶荣钟的白话文完全是自修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得到的，在日本殖民统治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最终能够把中国白话文修练好，我认为，这一件事最能反映他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特质；后来在国民党的严酷统治下，这一特质也决定了他所要走的道路。

吕正惠《写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本文收录于此书第三辑

在白话文尚未通行之前，要学习汉语的古文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古文是一种书面语，跟汉语的各种口语没有直接的关系。学习古文写作的唯一方法，就是背诵许多古文，让自己熟悉这种文章的句法和构词，才能写出适宜的句子。除了句子之外，还要揣摩古文的谋篇和布局，才能写出象样的文章。古人常常要耗费极大的精力，才能成为一位古文名家。

白话文盛行后，很多人以为写文章就是把嘴里讲的写出来就可以了，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有很多人口才极好，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写起文章来却不知所云，就是最好的证明。写白话文也要有谋篇和布局的功夫，意思才能清楚；同时还要从古文里面学习如何让文字简练，读起来才不会让人觉得啰嗦，这都不是可以轻易习得的。白话文的造句以口语为主，和古文相比，这是唯一的长处。只有这个长处，还是很难写出好文章的。

1931年4月26日在鹿港，叶荣钟夫妇结婚

如果一个人在成长时期，既没有时间和机会熟读古文，又只能讲汉语的方言，而没有机会学习普通话（这是白话文的基础），这样要能写出通顺的白话文已经非常困难了，要想写出好文章，那就好比想要登天一样。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一直生活在台湾的日据时代的文化人，只有叶荣钟一个人做到了，这实在是长期的、坚毅的努力的成果，没有聪明才智、没有非常好的记忆力、尤其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可能达到的。

二

叶荣钟虽然出生于地主之家，但由于父亲早逝，家道随即没落，只有在八、九岁时正式学过汉文，只读了《三字经》和《论语》两部书，以后的汉文都是零零星星学来的。十七岁的时候，鹿港的举人庄士勋在文庙开夜学，叶荣钟跟他选读《大学》和《春秋左传》，对《左传》的文字感觉津津有味。他说，他头一次对读汉文感到兴趣。对一般人来讲，《左传》是中国古籍中比较简奥难读的，但如果读懂了，就会觉得《左传》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叶荣钟读汉文不久，就喜欢上了《左传》，而且一生都是如此，证明他对汉文有独到的领悟能力。十八岁的时候，叶荣钟与几个朋友合办《晨钟》回览杂志，他在杂志上写了一首七绝：

伤心莫问旧山河，奴隶生涯涕泪多。

惆怅同胞三百万，几人望月起悲歌。

据叶荣钟自己说，这首诗在同仁间传颂一时[1]，这证明了，他有写旧诗的才情。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叶荣钟具有汉文的文学才华。

叶荣钟旧体诗诗集《少奇吟草》1979年家属自印本

才华引起别人注意，受到称赞，就会更激发学习的兴趣。我们对叶荣钟学习汉文的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从他的〈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可以略知一二。他从施家本和林幼春那里听说，阅读旧小说，乃是国文进修的有效方法。施家本推荐他读《东周列国演义》，但他说，这本书头绪纷繁，实在弄不清楚，而且文字呆板乏味，读来全无兴趣。他认为旧小说中对进修国文最有用的是《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文字简明通顺，如果能够善于阅读，一定受益不少。我个人相信，这是他的亲身阅历，旧小说中的《三国演义》和古籍中的《左传》是他学习汉文的过程中，受益最大的两部书。

叶荣钟又说，没有国文基础的人，最苦的就是词汇的贫乏。所以查阅字典和辞典，也是独学自修的好办法。假使能够把《辞海》或《辞源》常常带在身边，有余暇的时候随便翻阅一下，多少也是会有收获的。辞书的内容虽然彼此没有联系，但你可以随时记它三五句，总是有用的。叶荣钟说，他做事不能持之以恒，记性也不够好，在这方面努力不够，不论这是否谦辞，但我也相信，这是他学习汉文的方法之一。

1935年，叶荣钟夫妇和长女蓁蓁合照

叶荣钟还说，林幼春曾经告诉他：「你腹中如果有十篇八篇的古文能够琅琅上口，落笔时就不致眼高手疏，想说的话有说不出来的困难了。」对此，叶荣钟评论道，即使你把四书五经都整套背了下来，执笔行文，也未必就能得心应手，因为写文章是需要一番布置和剪裁工夫的[2]。这就说明，叶荣钟是理解林幼春的话的，背诵古文是为了理解古文的谋篇技巧，而不是死背文字而已。

叶荣钟成长时期，鹿港文风犹盛，他虽然家境不好，但仍然有许多前辈可以随时请教。他理解《左传》的文字魅力，也能体会古文的剪裁工夫，说明他的领悟力确实高人一等。在零碎的学习过程中，努力寻找对自己最有用的书籍，还随时查辞书，增加自己的词汇能力，他的长期摸索恐怕也很少人做得到。这就是他的汉文能力不断进步的主要原因。

三

少年时代对汉文的特殊体会，自己所写的旧诗受到前辈和朋友的欣赏，这些都进一步促发了叶荣钟学习汉文的兴趣。但我以为，叶荣钟所以长期不懈的学习汉文，最主要的因素，恐怕是他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叶荣钟在他的回忆录〈我的青少年生活〉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日本雇主的关系，非常动人。由于家境没落，公学校毕业后，他就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其中有一段经历是这样的：他到台中一家日人经营的撞球场作记点员，主人浜田有个姊姊对叶荣钟很好，他所来往的日本人，即使跟他争论过，也没有特别厌恶他，但他总是觉得很痛苦。有一天恩师施家本来看他，叶荣钟不禁眼泪双流，泣不成声。叶荣钟说：

其实令我痛苦的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台人对日人的问题，不过在当时的我也还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有漠然感觉被日人差使是很可悲的，为日人做工而得报酬是很可耻的，浜田一家待我不错，我个人对他们并无恶感，但是以台湾人的立场而言则他们也是我所厌恶的对象。

十五岁的叶荣钟对日本人有这么强烈的内、外之别，好像会让人感到意外，但如果我们参考叶荣钟的另一段回忆，也就可以了然了。

1942年，叶荣钟和长女蓁蓁、长男光南于台中兴南日报社门前

叶荣钟谈到，日人设立台湾银行，发行台银券，每张台银券可兑换银元一圆，但台人一拿到银元券，宁可立即兑换银元八角半，即使吃亏一角半，也不肯持有台银的银元券。叶荣钟认为，这其中虽然表现了台人对银元的偏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台人根本不信任日本人[3]。我们可以说，日人治台之初，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取得台人对他们的信任，这是任何外来统治者必经的历程，叶荣钟是很明白这一点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分辨得很清楚。因为他还提到另一件事：他在辜显荣所经营的盐务总馆属下的运输机构工作，有两个日本人（佐藤和吉田）感受到叶荣钟对他们并不特别低下的态度，对他很不满，有一天借故生事，用柔道的手法把他拉倒，并踹他一下。叶荣钟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被人用暴力侮辱的记录。这事情并不加强我对佐藤等的仇恨。因为我认为这是整个台人对日人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台人要如何来掣止日人暴虐这一问题使我加强关心，着意去思索。

1943年6月4日，受日军征召赴菲律宾大阪每日新闻汉文编辑，摄于马尼拉

这就更加显示，叶荣钟的民族意识比起台人在日人治台初期对日人的不信任感还要来得深，那确实是对于他者暴力的反抗，他自己了解得很清楚。他认为，除了台人自立自强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他决心到日本念书的原因[4]。从这种态度也可以理解，这也反过来加深了他对于汉文的认同感，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长期阅读汉文书籍、加强他的汉文写作能力的主要原因。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比起他的好朋友、同样非常坚持民族立场的庄垂胜，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是非常独特的例子，因为在他的文人气质底下还埋藏了一种「火烈」的性格。

1940年东京时期的叶荣钟，左一叶荣钟抱着长男光南，左三为叶荣钟夫人施纤纤

一九二五年叶荣钟二十五岁的时候，在诗友们的读诗会的「课题」中，他写了一组〈暴风雨〉的七绝（四首），后两首如下：

烈风乱吼满天秋，猛雨如驱万火牛。

顷刻江山翻故态，沧桑变幻使人愁。

无情风雨猖狂甚，大地飘摇似片舟。

劫后月华依旧白，谁怜补屋细民忧。

这很明显是把日本的据台比喻为暴风雨对台湾的侵袭，这种侵袭当然是年轻而烈性的叶荣钟所不能忍受的，后来他投身于林献堂所领导的抗日民族运动可以说势所必至。三十四年后，他写了四首〈六十感怀〉，其中第二首如下：

往事追怀独怆神，风流倜傥早无伦。

曾因抗敌推先觉，自分忧时敢后人。

词藻公卿劳击节，丰姿邻女枉窥臣。

比来狂态都收敛，岂为年衰白发新。

1943年赴菲律宾前，叶荣钟全家在台北合影

这诗的前六句就是描写他参加抗日活动的情景。「抗敌推先觉」，表明他不只是一个追随者。他的汉文是同侪中最被推许的，所以说他的词藻被「公卿」（指林献堂、杨肇嘉等抗日大地主）所叹赏，成为他们的文胆。他年少风流，曾经引发「邻女」的偷窥。据说，「放胆文章拼命酒」是他早年的名句。这些诗句也许有一点夸张，却能形象地综括他日据时代的抗日文人形象。

四

台湾光复后，叶荣钟追随林献堂，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这一段经历，他在〈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一文中有详尽的叙述。一九四六年春，叶荣钟的好友庄遂性出任省立台中图书馆馆长，他受邀担任图书馆的编译组长。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庄遂性被推举为台中地区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事件结束后庄遂性被捕，经多人营救，无事释放。当然，他们两人所担任的图书馆馆长和编译组长的职务也就被撤销了。庄遂性不再接受任何安排，回万斗山庄经营农场，叶荣钟到彰化银行任职，两人都脱离政坛。一九四九年秋，林献堂赴日养病，从此不再回台。叶荣钟和庄遂性自日据以来即追随林献堂，林献堂的隐退更坚定了他们两人不再参与公共活动的决心。

《台湾新民报》（《台湾民报》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所办影响力最大的报纸，1930年从东京迁回台湾，增资改组为《台湾新民报》）同仁合影，中间执旗者为叶荣钟

叶荣钟此后即「退隐」于彰化银行，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虽然有机会出任公职，但他一概拒绝。一九五六年九月林献堂在日本逝世后，他受命编辑《林献堂先生纪念集》（一九六○年出版），这项工作包括为林献堂编遗着，编写林献堂年谱，编辑《追思录》，其中包括他的怀念文〈杖履追随四十年〉，这可能是他退隐后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这项长期的工作可能引发他对过去追随林献堂从事政治运动的回忆，同时触动他对光复后台湾人处境的深刻感怀。《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辑校对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叶荣钟刚好六十岁，他写了一组（四首）七言律诗记述他的心情，题目就叫〈六十感怀〉。当年九月二日的日记上，他提到准备写《六十年之回忆》。这份自传自十二月六日开始动笔，第二年的八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日，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八日的日记，都有写自传的记载。日记最后一次提到写自传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四日，此后可能就中断写作了。这一份自传在叶荣钟生前从未发表[5]。林献堂的去世，纪念集的编辑，叶荣钟的六十岁生日和自传的写作是一连串相关的事件，促发了叶荣钟回忆过去、感叹自己坎坷一生的冲动。六二年四月四日最后一次写自传，四月九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在枕上筹思写台湾民族运动先烈传事」，可见他在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后，随即想到应该把一些从事台湾民族运动的「先烈」们的事迹记录下来。在这之前，他已写过〈杖履追随四十年〉（林献堂）和〈矢内原先生与我〉，写下这则日记后，至当年年底，他连续写了〈记辜耀翁〉、蔡惠如、施家本、梁任公与台湾、庄遂性，共五篇。这些文章，庄遂性的长子林庄生全部读过，非常欣赏。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林庄生致信叶荣钟，希望他能写一部台湾政治文化史。到七月时，叶荣钟突然又想写自传了，本来的题目只是〈半壁书斋由来记〉，后来越写越长，就变成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一段暴风雨时期的生活记录〉，一直到十一月才定稿。一九六四年，彰化银行创行六十周年，叶荣钟受命写《彰化银行史》，这项工作到年底才完成。就在他忙于编写银行史时，林庄生又再度于七月九日来信，希望叶荣钟能将台湾文化运动的前后状况先行录音，以后再根据录音整理成书。但就在前几天（七月二日），叶荣钟已经开笔写光复时期的回忆。〈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持续写作到九月才定稿。一九六五年初，叶荣钟的第一部随笔集《半路出家集》出版。一九六六年叶荣钟自彰化银行退休，第二年受到蔡培火、吴三连等人的敦促，开始写《台湾民族运动史》，历时三年，到一九七○年三月始完成初稿[6]。

1946年10月5日，台湾光复致敬团摄于机场，前排左三丘念台，左四林献堂，右三叶荣钟

从以上所整理的著述经历来看，叶荣钟是在对故友的追思和自己年满一甲子的感怀中，开始了具有个人色彩的历史写作。可能由于有这样的写作经历，才引发别人要求他写《彰化银行史》和《台湾民族运动史》。因为有了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这十年间的持续不断的写作，叶荣钟才能为日据时代和光复时期的台湾留下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和记录。作为日据时期汉文修养最好的一名文人，叶荣钟终于在历史的长流中留下了他的足迹。

五

作为日据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叶荣钟具有一些无人可及的条件。首先，他全程参与林献堂所领导的台湾民族运动，对其全部过程非常熟悉，其次，他是矢内原忠雄的学生，熟读《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对台湾经济的剥削，当然也深知作为被剥削底层的台湾农民的沉重负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台湾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这很容易了解；但台湾农民阶级所受到的沉重的剥削，这就不是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能体会和认同的。叶荣钟虽然出身地主阶级，但由于家道早就没落，早期生活非常困苦，因此也就容易同情农民。即使他一直跟随地主阶级从事政治运动，但他还是能够客观的看待左翼的农民组合运动。所以他对日据台湾社会的记述，一直能够保持平衡，让后人有更多判断的余地（只要阅读《叶荣钟选集：政治经济卷》中的〈制糖会社之剥削与蔗农之觉醒〉与〈台湾农民组合〉二文即可体会此点）。

叶荣钟《叶荣钟选集：政治经济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作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叶荣钟还有一项难以企及的长处：他具有人道主义的胸怀。在〈矢内原先生与我〉一文中，他表达了对矢内原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敬意，虽然他未能如矢内原所愿，最终信仰基督教，但他的仁爱之心却始终存在。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这并不能蒙蔽他的眼光，他知道有些日本人是很善良的，譬如，他曾经工作过的弹子房老板的姊姊，以及到他家祭拜他父亲的那个日本警察[7]。但他了解，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的歧视是整体性的，个别善良的现象终究不能改变大局，反过来说，那些特别凶恶的侮辱他的日本人，也不是他痛恨的对象，他痛恨的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人道的行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族歧视，这是我们阅读叶荣钟的著作，必须谨记在心的一点。

六十年代，叶荣钟师母矢内原忠雄夫人来访，参观叶荣钟所植兰花

日本投降以后，叶荣钟写了一首诗：

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复转凄然。

三军解甲悲刀折，万众开颜庆瓦全。

合浦还珠新气象，同床异梦旧因缘。

莫言积怨终须报，余地留人与改悛。

（八月十五日）

这首诗当然不是提倡「以德报怨」，但对战败的日本所表达的怜悯之情仍然让人动心。我相信，叶荣钟可能看到许许多多的在台日人在等待遣回日本之前的种种惨象，才会有这样的「不忍人」之言。这首诗充分体现了中国儒家的仁者之心，表达了叶荣钟的人道主义精神。

叶荣钟《叶荣钟选集：文学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这首诗的第二句「今朝光复转凄然」，读起来有点奇怪。叶荣钟后来在〈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中有详尽的解释，文字虽长，但绝对值得一引：

随陈仪长官莅台的一群新闻记者于十月末由张邦杰少将向导，到台中来考察。我记得是中央社特派员叶明勋先生，下车后见到台中站广场的欢迎牌楼大书「欢迎国民政府」字样，私下对我们几位同志说，这些文字不合文法，应该写「拥护国民政府」，「欢迎陈仪长官莅台主政」。我们对他的好意自是感谢不置，不过我们终没有改掉，而且也不想改。因为这不是文法的问题，而是观念有所不同。我们衷心的喜悦是脱离日本的桎梏而复归祖国的怀抱，也就是欢迎祖国来统治，若写欢迎祖国又觉空洞不切实际。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我们欢迎国民政府就是欢迎整个祖国的意思。也唯有欢迎整个祖国，重入祖国版图，我们才能够摸到由光复得来的欢喜的实体。我们出生于割台以后，足未踏祖国的土地，眼未见祖国的山川，大陆上既无血族，亦无姻亲。除文字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外，找不出一点连系，祖国祇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但是我们有一股热烈强韧的向心力，这股力量大约就是所谓「民族精神」。有人说陈仪长官在法理上代表国民政府，而国府又是祖国的代表，那末欢迎陈仪长官不是就等于欢迎祖国吗？这样的三段论法当然可以成立。但这并不是逻辑的问题，这一股热情所祈求的是血的归流，是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归宗，陈仪不配做我们倾注情感的对象。

笔者在光复当初，曾以八月十五日为题，做一首七言律诗……其第二句的「凄然」两字，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真实的感觉。我们五十年间受尽欺凌压迫，好不容易一旦光复，这是我们梦寐不能忘怀的问题。但是五十年间是这样地过去了。投入祖国怀抱以后又是一番怎样的景况？我们观念上的祖国到底是怎样的国家，我们对祖国的观念，由历史文字而构成的，当然占有相当的分量，但还不及由日本人的言动逼迫出来的切实。当我们抵抗日人的压迫时，日人一句共通的恫吓就是「你们若不愿意做日本国民，返回支那去好了。」缘此日人的压迫力愈大，台人孺慕祖国的感情也就愈切，假使日人在这五十年的统治期间，能够切切实实施行所谓「一视同仁」的政策，不歧视，不欺凌，那末台人的民族意识，或者不致如此强烈。因为言语、文字、风俗、习惯以至于历史文化，虽然也是民族的纽带。但是最要紧的仍是要看是否利害一致、机会均等。日人最会唱「同文同种」的高调，但除非天真得出奇，或脑筋有问题的人，是不会欣赏那一套的。

叶荣钟《叶荣钟选集：晚年书信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对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待台人的态度是非常敏感的，他们非常希望代表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能够像对待远方归来的亲人那样对待他们，但实际上情况刚好相反，他们似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对待台湾同胞。叶荣钟提到，行政长官陈仪莅台不久，就无缘无故的逮捕了十数名台湾士绅，不久又把他们释放，事前事后都没有任何解释。对此，叶荣钟评论道：

现在回想起来，陈仪这一手，可能就是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手法。先来一个下马威，给台人一点颜色看看。台人用怎样的心情在孺慕祖国，怀念同胞，陈仪似乎不屑理会，他不但不能用「视民如伤」的态度来慰抚这些被祖国遗弃了半世纪，在异族的铁蹄蹂躏下，无依无靠，过着包羞忍辱的生活，好不容易邀天之幸，能够重见天日，复归祖国怀抱的同胞，而竟用征服者的狰狞面目，玩弄那一套已经过时泄气的「权谋术数」来修理台人，时代错误，莫此为甚。

遗憾的是，来台接收的官员，大多具有陈仪这一类「征服者」的嘴脸，让欢欣鼓舞迎接祖国同胞的台湾人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挫伤。在受了日本统治者几十年的藐视之后，竟然还要受到祖国政府的欺凌，真是情何以堪啊。也因此，叶荣钟才会深深怀念具有庶民性格、把台湾同胞当成真正的同胞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并在他去世时主动的写了怀念的文章。文章提到，在南京时于右任宴请他们，叶荣钟刚好坐在他旁边，于右任喜欢喝白干，在坐的台人只有叶荣钟还能喝，可以勉强奉陪。以后于右任每次举杯，都会叫一声「白干的朋友再来一杯」。实际上于右任根本不知道这位「白干的朋友」的名字，但叶荣钟仍然感觉到他「老人家，一片真诚，祇是对睽违了五十星霜的台湾同胞，表示慰抚的热忱。」叶荣钟还说，「于院长并没有灌我们迷汤，给我戴高帽子，甚至连一句『辛苦』的客套话都没说。但是他那一片真诚，在不声不响之间，竟能使我们五体投地，感激莫名。」[8]如果国民党来台的接收大员，人人都表现了于右任的那一种赤忱，就不可能有二二八的悲剧了。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册）》晨星出版社2000年版

二二八事件后，被「免官」的叶荣钟和他的好友庄遂性，退出公共活动，躲在自己的天地之中，默默地品尝「光复」这个「苦果」。他们当时的心境，后来跟他们建立深交的徐复观在庄遂性去世后，曾经作了相当生动而感人的描述[9]。他们都读过中国古籍、了解中国历史、对祖国文化充满了感情。他们虽然痛恨国民党，但从来没有怀疑中国文化的价值，也从未断绝过对中国前途的关心，这在叶荣钟所写的旧体诗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作品常常受到忽视，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叶荣钟写了〈闻燕北战事〉（二首），第二首云：

谁遣生涯作楚囚，教人啼笑两无由。

高楼袖手浑难己，热泪盈眸未敢流。

叶荣钟《叶荣钟日记》晨星出版社2002年版

祖国被自己的统治者所侵略，而自己只能袖手旁观，难过之情自可想见。

忧患中年百念灰，夜深何事独徘徊。

党牛袒李皆儿戏，混水摸鱼是祸胎。

风气已随旗色改，危机重挟报声催。

天心民意谁当谅，失措晴空一响雷。

（忧患）

这首诗写于一九五○年，我觉得应该是有感于国共内战国民党全面溃退。第五句「风气已随旗色改」是指中国共产党建国，七、八两句叶荣钟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困惑与惊慌。第三、四句是指台人有支持国民党的，也有支持共产党的，叶荣钟一时无法分辨是非，认为这些人是随着大潮「混水摸鱼」，会有后患。我还怀疑，这两句是指国民党已经开始枪杀岛内的「匪谍」。这可以从下面〈霪雨兼旬小园花草狼藉不堪〉（四首）的诗句中体会出来：

连宵雨打又风吹，满目疮痍亦可悲。

犹有宿根摧未了，春来还可竞芳菲。

飘红堕紫遍东篱，憔悴庭花惨不支。

剩得劫余三两朵，墙根遥托可怜姿。

索居苦雨闷生时，却为残红赋小诗。

便即化泥香不减，流风余韵系人思。

芜秽宁甘冷眼窥，得时蔓草正蕃滋。

栽培毕竟非容易，缺叶残枝慎保持。

这组诗的暗喻结构是非常明显的，「连宵雨打又风吹」指的是外来的暴力，这些暴力摧残了园花，到处「飘红堕紫」，只有劫余的两三朵还存在。那些被摧残的花，即便是化作泥土，仍然「香不减」，他们的「流风余韵」令人怀思。配合这组诗的写作时间来看，只能是指一九五○年国民党大开杀戒，枪杀了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地下党人。地下党人的主要领导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风华正茂，是当时台籍青年中的精英（譬如同一天被枪毙的郭琇琮、许强、吴思汉），而他们在临刑前都正义凛然、慷慨赴义，当天押着他们前往刑场的人都极为惊讶。我想，叶荣钟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枪决名单，一定感慨万千。从这组诗来看，叶荣钟对时局的看法比上首稳定多了，上一首有些惊慌失措，而这一首，也许有感于牺牲者的壮烈，似乎让他对国、共内战的是非得失有了更明确的判断。我这样讲并非空穴来风。一九五七年叶荣钟曾经南游，沿途写了〈过浊水溪〉、〈仙草路上〉、〈关岭路上猩猩红〉、〈孔园口占〉（园在关仔岭）、〈游珊瑚潭〉、〈望海〉等诗[10]。在这一组南游诗中，我发现了隐身于其中的极其独特的〈望海〉：

车窗探首望西南，近处青青远处蓝。

举世关心衣带水，波光荡漾正秋酣。

第三句「衣带水」一语告诉我们，叶荣钟所关心的正是对岸的大陆，而「波光荡漾正秋酣」的景象不正暗示他对他所遥望的远方大陆有所期盼吗？这并不是孤例，因为还有下面这一首诗：

忽闻海上涨新潮，声震寒窗破寂寥。

老马心情思寄语，云天无奈路迢迢。

（忽闻）

叶荣钟 编《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社2002年版

叶荣钟大概是听到大陆发生什么大事，感到非常振奋，因此写了这首诗。我曾经听过刘知甫谈到他父亲龙瑛宗，因为在银行做事，可以看到日文报纸，龙瑛宗常常把报纸上登载的大陆消息剪下来，贴在剪贴簿上。我把这件事转告给叶芸芸，叶芸芸说，叶荣钟在彰化银行也可以看到日文报纸，他也是这样做的。这可以证明，叶荣钟一直关心大陆的发展。叶荣钟在日本人欺压下所培养起来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让他能够在国民党政权和祖国意识之间做出明确的区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证明。就在写了〈忽闻〉的同一年（一九六一），叶荣钟还作了〈长夜〉（二首），第一首云：

漫漫长夜苦难晨，往事追思独怆神。

忍辱包羞成夙昔，同床异梦又翻新。

莫因秦政豺狼险，便说姬周骨肉亲。

大错铸来谁与救，解铃端赖系铃人。

这首诗的三、四句明显改写日本刚投降时叶荣钟所写的那首〈八月十五日〉（前已引述）的第一句（忍辱包羞五十年）和第六句（同床异梦旧因缘），所以这两句是说，日本的统治虽然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竟然有人想把台、日的「同床异梦」关系翻新处理。第五、六句把豺狼式的「秦政」和「姬周」作为对比，这个「秦政」应该是指国民党，反过来「姬周」就是指日本人。那么意思就很明显了：有人因为痛恨国民党，就美化日本的统治，想要和日本拥抱在一起了，当然从写作年份来看，那只能指廖文毅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成立的「台湾共和国」。这一件事让叶荣钟「漫漫长夜苦难晨」，他虽然理解这些人这样做的因缘，但仍然认为这是「大错」，要系铃人自己解铃，及早改正错误，这不正好反应了叶荣钟强烈的民族意识了吗？十一年后，一九七二年的台湾光复纪念日，叶荣钟又写了两首诗，如下：

迎狼送虎一番新，浪说同胞骨肉亲。

软骗强横虽有异，后先媲美是愚民。

铸成大错岂无因，毕竟权宜误我民。

天意悔祸犹未晚，解铃赖端系铃人。

（十月廿五日）

在第一首里，叶荣钟将日本的殖民统治与国民党的戒严体制相提并论，一虎一狼，有的强横（日本），有的软骗（浪说同胞骨肉亲），但其根本都以「愚民」为主。第二首显然是呼应十一年前的〈长夜〉，「铸成大错」就是指廖文毅等人成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这个错误虽然有其历史因缘（岂无因），但是大错就是大错，现在悔过犹未晚也，自己系铃还要自己解铃。最后一句完全重复〈长夜〉第一首的末句，可见叶荣钟对台独运动的批评是始终一贯的。

六

以上只是根据叶荣钟的旧体诗来推测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心境，很多话他是不可能在文字上明言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他有机会到美国探望儿子和女儿两家，六月还特别到加拿大探访庄遂性的长子林庄生。林庄生是最关心叶荣钟的著作的人，最早鼓励叶荣钟写作《台湾民族运动史》的就是林庄生。叶荣钟在加拿大与林庄生畅谈三日，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涉及台湾前途问题。林庄生在他的著作《怀树又怀人》（一九九二）一书中，有专章回忆叶荣钟，书中并未谈到他们的谈话涉及台湾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禁忌。可喜的是，叶荣钟事后从美国给林庄生写了两封长信，信的内容主要还是涉及这一问题，这两封信保存下来了，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他晚年的一些想法。

1976年杨肇嘉葬礼，右一叶荣钟，右二洪炎秋

在第一封信（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从波士顿寄出，用中文写）中，叶荣钟认为，台湾问题之解决，可以想象着有三种方式：国际管理、向中共认同、独立，经过一些说明和推论，叶荣钟说，「然则台湾之将来除向中共认同以外似已无路可走」。林庄生收到信后，回了两封信。林庄生很同情他父亲庄遂性和叶荣钟的中国情怀，但他本人的立场偏向于「台湾人的前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接受统一的看法，当然他也不是教条式的台独派。他在这两封信一定跟叶荣钟坦陈他的看法，因此，八月十二日叶荣钟又从华盛顿发出一信，这一封信是用日文写的。其中有一段，《叶荣钟全集》的译文如下：

问题是，客观地说，即超越中共的意图与台湾人的愿望来看时，台湾到底能守住独立与否不无疑问。最近美国记者Alsop的〈总结中国之行〉读了更增强此感。如依其所言，中共的农业生产能力，不出一九八○年即赶上日本单位面积生产量，工业生产能力十年后即可获得国际竞争能力。台湾在农业生产固可自给自足，但经济命脉与日本同样，是依工业制品的输出来维持外别无方法。但是一旦中共的工业制品登场国际竞争的场合，不必说台湾，连日本也受绝大的威胁。日本可转换往高度精密方向求活路，或输出丰厚的资本以吸收利润，台湾却全然无此可能性（台湾的农工业生产品现已发生输出不振的问题），就是中共无恶意，以现在台湾贫弱的工业基础，应该完全无法与之对抗。据此观点来说，对中共的认同问题，不管台湾的喜、恶，我想这是必然的趋势。

在前一封信中，从国际环境讨论台湾前途问题，叶荣钟是这样说的：

关于（台湾由）国际管理可能为日美所欢迎，但照目下之国际情势似无可能，纵能实现亦必如周恩来所指摘，靠日本则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国则受美国之操纵，至于苏联则更不堪想象矣。然则独立是否可能？因中共之强盛与中美之和解独立运动渐趋衰落乃有目共睹之事实……

首先要提请大家注意，这两段话是一九七四年写的，那时候叶荣钟已经确信中共国力的强盛（这让美国必须和中共和解）和农业、工业生产能力的增强（这使叶荣钟相信，中共不久可赶上日本），这一半归功于叶荣钟长期藉由日本报纸阅读大陆讯息，另一半可能要归之于他强烈的中国意识。现在看起来，他的预言也许过于乐观（中国的GDP在二○○○年才超越日本），但也不过晚了十年左右而已，他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还要指出，这两封信想以理说服林庄生，所以用第三者的口吻来写，但对中共所寄与的信心仍溢于言表。

这两封信让我最感惊讶的，是第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愚对于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向无研究可谓一无所知，但对贫富之悬隔与夫特权阶级作威作福之可恨则虑之再三。因知此一问题若不能解决，则世界永远不得和平，社会永远不得安宁可断言也。是故此一问题亦即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提，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此一前提若不能解决，则台湾问题之议论祇是空论而已……台湾人包括本人在内有种种不可救药之弱点，无耻、自私、卑怯、嫉妒、软弱等等，此种缺点与中国大陆解放前民众所有之缺点完全相同，除经一番血之洗礼而外在任何自由主义的政治暨社会体制都无法改变。尤有进者台湾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与国民党二十八年之压制奴役民族性之堕落达于极点，以寻常之手段无法救药。无论共管与独立皆可信其无补于事，然则台湾之将来除向中共认同以外似已无路可走……

叶荣钟写这段话时，大陆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有相当的好感，这是无可否认的时代的印记。但这些话仍然反映了他非常向往社会公正，如果不能实现正义性的社会改革，那么任何政治体制都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族文化感虽然能够给与他感情的归宿，但如果能够进一步实现社会正义，那就更是他所衷心期盼的了。

自从日据时代追随林献堂进行政治活动，叶荣钟就一向被台湾的左翼视为台湾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在一九三○年代的言论基本上也确实如此。前面也已经说过，由于他从小就过着困苦的生活，他对农民阶级容易感到同情，但整体上他还是从具有民族意识的地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台湾问题的。上引的这一段感想，可能是他长期观察台湾地主阶级在光复后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而得出的。在林献堂之外，他长期合作的台湾地主阶级还包括陈炘、杨肇嘉、蔡培火、罗万俥、张聘三等人。林、陈二人去世得早，此外诸人，他在书信中都有相当不客气的批评，最后，为了《台湾民族运动史》的署名问题，他甚至和蔡培火绝交。我们只要读一下林庄生《怀树又怀人》一书中写蔡培火的那一章，就能了解他在署名问题上所受的委曲。说得坦白一点，蔡培火根本就认为叶荣钟是受雇于他的文人，没有资格独立署名，叶荣钟在这个地方一定强烈感受到文人如何受制于中国的封建意识。前面也说过，叶荣钟性格火烈，长期追随台湾的大地主，很难保证不受气，我觉得叶荣钟跟他的许多「雇主」的关系很值得玩味，可惜不能在这里详加分析，我直觉的认为，这种关系，以及他小时候的困苦经验，使他对社会正义有着相当强烈的向往，他对中共的肯定，同时具有满足民族感情和实现人间正义两种因素。

一九七七年六月，叶荣钟发现自己得了食道癌，到医院进行切除手术，四个多月后才出院，出院后写了〈斗癌记〉，其中一段说：

但是我的求生欲望并不怎样强烈，若说我不怕死，那是欺人之语，不过对于生命并不十分执着却是事实，这可能也有年龄的关系，因为我已经是七十八岁的高龄了。我平时对「死」看得很清楚，这一条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年龄超过七十的人，多活十年八年和少活十年八年，实在差不了多少。到了这样的年龄，生活的机能应该是情绪而不是意志的问题。高兴就多活几年，不高兴就少活几年……

我对「死」的问题看得很淡，原因很简单，第一是知道「死」这一关是无人能够逃避的。第二是自己年事已高，多活几年与少活几年，其间相去无几，不足计较。还有一点是多年来对世事一直站在旁观的立场，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没有自己出头的余地，自然而然对事物就觉得冷漠不关心，对生活缺少积极的意欲。我这个人，生来就没有大志气，更没有创造事业的野心，所以对事物没有「志在必得」的执着。不过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有其好处，不必奴颜婢膝去求人，也无需蝇营狗茍去钻营，缘此万事比较的看得开。

1977年，叶荣钟夫妇摄于病房

我很喜欢这两段话，自己觉得很能体会叶荣钟的心情。前半辈子生活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后半辈子生活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心境很难平和，因此，他的好朋友庄遂性在十五年前就死于癌症。就在这十五年间，叶荣钟把自己想写的，差不多都写了，还去了一趟美国，并自己认为看清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实在没有什么再想争取的了，所以他的求生意志并不坚强。写完此文一年，他于一九七八年十月病逝。再过一年，国民党藉党外民主人士在高雄游行的时候制造出所谓的「高雄美丽岛事件」，几乎把台湾岛内争取民主的重要人物都逮捕了，还把其中一些人进行军事审判，说他们犯了叛国罪，很可能判处死刑。这个事件影响非常深远，绝大部分支持民主运动的台籍人士一夕之间都变成了台独派。如果这个时候叶荣钟还在，他一定会被「台湾意识」和「（中国）民族意识」撕裂得痛苦不堪。我相信他不会选择台独，但还是非常痛苦（我自己就是如此感觉的）[11]。就像他说的，如果不高兴就少活几年。我其实很想说，我为他感到庆幸，死得「很及时」。

我有时候突发奇想：叶荣钟如果活到现在（那他就一百一十五岁了），他会有什么感受？一九七四年他对中国前景所做的充满信心的预言，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的宣泄—他日本殖民统治下所感受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感、在他给林庄生的信中得到了宣泄。他很清楚，过去一百多年台湾人所经历的坎坷历史，其实是近代中国人所经历的全部痛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将因全中国的解放与复兴而得到纾解。他的预言虽然有一些认知上的基础，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他一定能体会到他的梦想已经得到实践了，他一定会感到很幸福。虽然如他所说的，他没有创造出什么大事业，但后生如我，读他的诗文，仍然会受到感动。他的全部著作表达了他复杂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表达了他曲折的思考与探索，为这段历史留下见证，他是没有虚度他这一生的，所以他在癌症开刀后才会把生死看得那么淡薄。

2015.09.21

注释

[1] 見〈我的青少年生活〉。

[2] 以上所論，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葉榮鐘〈我的讀書經驗〉一文。

[3] 〈我的青少年生活〉。

[4] 〈我的青少年生活〉。

[5] 葉榮鐘去世後，自傳發表於《文季》一卷三期（一九八三年九月），題為〈葉榮鐘先生回憶錄〉，此文收入全集時改題〈我的青少年生活〉。

[6] 黃琪椿根據葉榮鐘未發表的日記，排列了葉榮鐘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四年間的寫作記錄與構想，我才能完成以上一段文字，所以這一段文字的初步構想應該歸功於她。

[7] 此事見於〈我的青少年時代〉。

[8] 〈偉大人物的丰度〉。

[9] 徐復觀〈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之死――悼念莊垂勝先生〉，原載於《民主評論》十三卷第二十四期，後收於《徐復觀雜文集――憶往事》，時報，一九八○。

[10] 參考〈葉榮鐘年表〉一九五七年，《葉榮鐘全集》九，六一頁，晨星出版社，二○○二。

[11] 葉榮鐘在給林莊生的第二封信中對當時在美國的臺灣留學生所發起的反國民黨的運動有相當的期望，回臺灣後看到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越來越蓬勃也感到很欣慰，他無法預見在去世後不久，這兩個運動即匯合成臺獨運動，不但發展迅速，而且反中國的傾向越來越強烈。他曾在給林莊生的第二封信中談到：據傳彭明敏和王育德有「與其被中共統治，不如與國民黨合作再企圖臺灣獨立之怪說」，他很不以為然。由此可見，他支持反國民黨的民主化運動，而不會贊成脫離中國的臺獨運動。將來我想就此一問題寫一篇文章詳細加以討論。